最高法不断完善执行信息化系统建设 联合信用惩戒取得重大突破

  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在京召开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专门研究部署基本解决执行难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执行信息化系统建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独特优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重要尝试。

  网络化的执行查控系统日益完善

  针对传统模式下的查人找物难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近四年来,网络查控进一步完善。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以总对总为主体、点对点为补充,覆盖全国及所有基本财产形式,各级法院都能广泛应用的网络化执行查控系统已经构建完成。

  查控范围从当初的20家银行发展为3800多家银行,联网部门由商业银行扩展到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银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等16家单位;从仅能查询银行存款一类信息发展到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25项信息。在完成重点城市的不动产“点对总”网络查控建设的基础上,与自然资源部推进不动产的“总对总”网络查控,已于近期上线运行,将有效解决不动产查控问题,基本实现多种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多数高级法院在辖区内建设了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形成了对“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力补充。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信用惩戒取得重大突破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出台司法解释,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特别是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产生立竿见影的惩戒效果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2015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44个部门共同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备忘录,初步构建起联合信用惩戒的工作大格局;2016年中央深改组在总结联合信用惩戒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涉及60个部门11150项惩戒措施,为联合信用惩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以该文件为依据,多部委形成了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的工作制度。比如中组部将失信信息纳入干部人事档案,把失信信息作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干部晋升的考核内容;中编办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中央文明办将失信作为评选全国文明单位的“一票否决”指标;中央军委将失信情况作为入伍服役和军官评优评先、晋级晋职的重要参考;财政部、国家发改委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加招投标;司法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报名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教育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统一的失信名单数据库,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从201310月至今,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11万例。随着联合惩戒作用日益凸显,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提高,失信名单呈下降趋势,目前处于发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共785万例,涉及失信被执行人440万个。

  网络化司法拍卖工作全面推行

  刘贵祥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总结浙江、江苏等地开展网络拍卖的实践经验,专门出台了网拍司法解释,从20171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截至目前,全面实行网拍的法院达到3197个,法院覆盖率为90%。以网拍形式拍卖占整个司法拍卖的80%以上,基本实现以网拍为原则,以非网拍为例外的要求。采取网络拍卖后,已基本实现这一工作环节违法违纪 “零投诉”。网络司法拍卖以其公开透明、高效便捷、成本低廉、成交率和溢价率双高等传统拍卖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得到各方当事人、广大竞买人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三统一”执行管理模式取得重大进展

  据统计,近90%的执行案件在基层法院实施。长期以来,执行案件管理混乱,抽屉案、体外循环案大量存在,执行案款沉积数年,数额巨大,成为执行工作的重大隐患。为此,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部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对未实际执结的近20年的历史性案件进行全面清查核录。从2014年开始,全国法院历时一年时间对近20年的所有未结案件逐一核查,把3900余万件历史性案件录入到案件管理系统,为执行信息化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建立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2016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开发执行案件流程节点管理平台,并在全国进行部署。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对15个省、区、市采取了直接部署模式,对另外16个省、区、市采取了对接部署模式,初步实现全国4万多执行干警在一个平台上办案,统一了全国法院执行办案标准和流程。依托执行办案平台,实现了全国执行数据归集,实现由结果监督向过程监督的转变,为各级法院科学、准确判断案件质效,加强案件管理创造了条件。

  第三,建立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指挥管理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以案件管理系统为基础,整合执行查控、执行信用惩戒、执行网拍等执行信息化系统,建立执行指挥中心系统,成为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平台和枢纽。该平台目前具有执行督办、事项委托、执行协作、远程会商、网拍监管、舆情监控、款物管理、申诉信访、执行质效管理等近20项具体功能。比如建立单独的终本案件数据库,每半年由网络查控系统进行一次自动查询,一经发现有效财产立即恢复执行。终本库向全社会公开,接受全社会监督,增强终本案件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比如将执行信访全部纳入执行指挥管理平台,通过对执行信访的督办,用信息化手段强化对办理过程的全程留痕、实时跟踪、精准管理,定点清除工作中的问题,做到件件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系统上线以来,全国四级法院共登记各类执行信访案件30114件,最高人民法院对下交办3465件,经办理核销2927件,平均办结率为69.41%;比如为解决异地执行难题,建立完善异地执行机制,并研发上线了委托执行管理系统。委托执行系统运行以来,全国法院累计进行跨区域执行协作26万余次,节省运力100万人次,节约成本6.3亿元;比如2016年,针对执行案款管理混乱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案款进行全面清理,核查甄别20多年来历史性执行案款607亿元,即时发放275亿元,并对找不到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案款进行集中管理。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案一账户的案款管理长效机制,通过执行指挥平台全面监控执行案款的动态,有效消除了案款迟延发放及案款违规流动现象。

  刘贵祥分析,执行信息化系统面临的问题、存在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应当一边打攻坚战,一边加强信息化保障,同步发力,相辅相成。最高人民法院将采取如下举措:

  一是进一步解决“总对总”查控系统中的各类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一键式”查控流量在确保每天10万次的基础上,力争本月底达到20万次;证券产品查控流量也将在月底前翻倍;保险理财产品、车辆死封活封、限制出入境等的查控系统力争在7月底上线;不动产查控系统力争7月底前达到全国法院全面应用状态。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将全天候协调解决执行信息化系统运行中存在的各种突发性问题,各级法院对影响工作效率的信息化问题要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反馈,最高人民法院将随时调度力量化解难题。

  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尽快解决司法拍卖中的评估问题。目前,最高法院审委会已审议通过评估办法,为提高评估效率,规定评估可采取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委托评估等多种方式,该司法解释将于近日发布。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八月底前建成统一的信息化评估平台,形成与拍卖平台的有效衔接。

  三是各级法院要高度重视执行流程节点管理平台的实际应用,实现执行指挥中心的实体化,确保“三统一”管理模式落到实处。2018年单独的执行绩效考核及执行案件的评估,将完全按照系统进行,不再考虑系统以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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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份”者失信更须付出代价

如果在婚姻登记、家政服务领域、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失信,就可能被限制招录为公务员。近期,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公布了多个对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涉及婚姻登记、慈善捐赠、家政服务、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还出台了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飞机的意见。

  诚如斯言,“失信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当事人一旦被认定为严重失信,将面临“套餐式”惩罚——联合惩戒措施多达数十项,被限制招录 ( ) 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只是其中一项。

  当前,我国正在全力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绝非说说而已,也不是毫无杀伤力的“稻草人”,而是已经起效,越来越多的失信者正在付出代价。而由国家发改委等3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传递的明确信号是:我国的征信建设不仅越来越制度化、法治化,也越来越精细化、全面化。

  针对婚姻登记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其背景是,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等失信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对方合法权益。有些行为不只是失信,还涉嫌违法犯罪。出台惩戒措施让当事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正是建设征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将面临多重惩戒,将不能被招录为公务员的后果单单拎出来,释放的信号颇为丰富。一个是,报考公务员是人生大事,考上公务员是改变命运的良好契机,一旦失去被招录资格无疑很痛苦。另一个是,在世人看来,公务员要求高,职业光鲜,也承载着守信的职责。

  失信的普通人无法报考公务员,而公务员失信后该如何?毋庸讳言,公务员老赖并不少见,有的公务员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仍然拒不履行义务,让法院极为头疼。正如有网友所称,一些由政府“养”着的公务员,往往比普通的老赖还赖,原因是他们有地位,有身份,有权力,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来阻挠案件执行。失信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有没有“身份”,一旦失信都难逃惩戒,才能塑造公民对诚信的信任和信仰。

  除了当老赖,公务员在婚姻登记领域造假并非个案。媒体曾报道,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80后主任科员参加工作不久后就开始受贿,数额高达300多万元,并且贪污33万元,还堂而皇之地重婚。重婚不是简单的失信,是一种犯罪行为,足以说明一些公务员在婚姻登记时极不慎重,视法律为儿戏。

  公务员法要求公务员具有良好品行,严禁公务员“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公务员严重失信,自然须被问责。

  当前,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建立政务诚信评价机制。比如,对造成政务失信行为的主要负责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将信用记录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有的地方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将公务员个人事项报告、廉政记录、年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公务员不同于一般公民,对他们提出高要求,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更好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前提。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建立“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只是第一步,关键是通过法治规束,让“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深入人心。在让失信者吃苦头的同时,也让守信者尝到甜头,通过惩恶扬善的动态机制,全力涵养“守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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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震慑“老赖”? 国家发改委给出四个对策

  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会上,有记者问到如何应对教科书式的“老赖”以及国家发改委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会有哪些措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作出了回应,并给出了下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四个对策。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一块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包括定期发布社会失信惩戒信息等等。我们也注意到,目前整个社会在失信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些地方发生了教科书式的‘老赖’这样的事件,引发了媒体广泛的关注。”记者问到,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会有哪些措施,让失信者真的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绿灯?

  对此,张勇回应道:“现在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中都和信用打交道,离不开信用。没有了信用,市场经济就很难平稳有序发展,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讲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守信重诺也被传统文化所推崇。”张勇指出,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加快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打造一个好的信用环境。

  信用信息共发挥两方面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国务院2014年就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纲要》中明确了信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的有关要求。为了落实好国务院的规划《纲要》,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到现在为止已经形成共有47个部门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

  “首先是在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以及标准体系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同时我们统一了社会信用代码,形成了18位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过去代码都是各个部门根据自己管理的需要分别设置,缺乏统一性,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同时我们在联合激励、联合惩戒这些方面也都迈出了实质步伐,‘信用中国’网站的信息公示作用也在加强。”据张勇介绍,在信用信息共享方面,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经建成,到目前为止已经和44个部门、所有的省区市以及60多家市场机构建立了互联互通,实现了信息披露、信息公示,以及异议处理和联合惩戒等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信用体系的作用,国家发改委和有关部门,在税务、工商、法院执行、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包括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领域,建立了30多个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机制。具体承担是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统一把体系建立起来、组织起来,需要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到目前为止,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各部门、各地方也都积极性很高。

  张勇表示,信用信息共享主要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政府的行政工作提供了支撑。包括在推进简政放权中,按照企业不同信用水平管理,对信用优良、讲诚信的企业在行政审批等环节区别对待。同时为政府招标和政府采购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将依法公开的信用信息,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开,这个作用更大,到现在为止,网站累计访问已达24亿次。特别是对于过去法院执行难、欠税不还等严重失信行为发挥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到现在为止,据统计已经累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机票900多万人次,购买火车软卧、动车组列车等300多万人次。同时为金融行业加强监管,保证贷款安全发挥了作用,6000多户企业被限制融资授信和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应该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全面发力时间不长,但是作用很大,也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张勇说。

  四对策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张勇表示,到目前为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需要不断完善,具体给出了四个对策。

  第一个对策——不断健全完善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因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覆盖的对象最终是人、是企业,所以一定要准确。要准确就要靠法规、制度、标准来保证。

  第二个对策——进一步提升信用信息共享公开水平。信息收集最终是为了使用,要提高信用信息共享和公开的水平。到目前为止,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经完成一期工程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二期工程建设。

  第三个对策——加大联合奖惩力度,使失信者受到惩戒,守信者获得激励,同时会进一步规范“红黑名单”制度。张勇说:“比如说失信者坐不上飞机也是很麻烦的,媒体也有这方面的报道,我们一定要准确,把‘红黑名单’制度规范好,包括退出机制,比如说法院执行了,‘老赖’不还钱,那么他还上钱了,他会认为怎么还限制我?现在这方面反映比较大,也是刚才说的争议机制问题,确实中间可能有个信息的时间差。比如说他是在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县被判决的,虽然他还上了钱,但是他的信息上来可能总要有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差,所以要规范‘红黑名单’的退出机制和异议处理机制。”

  第四个对策——加强诚信文化的建设。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要形成全社会守信重诺的氛围,还需要和社会各界一起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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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陈力代表:尽快出台《社会信用法》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老赖出行受限制、失信人从事金融类特定行业或享受政府补贴受限制等等,但现阶段信用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匹配、不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尚未形成、对守信和失信行为的奖惩机制仍不健全。”今天下午,上海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集中酝酿并提出议案。针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陈力建议制定《社会信用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陈力说,信用是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不同角度多次提及公信力、诚信和信用建设的内容,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信用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凸显了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基本建立”的目标。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老赖出行受限制、失信人从事金融类特定行业或享受政府补贴受限制等等,但现阶段信用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匹配、不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尚未形成、对守信和失信行为的奖惩机制仍不健全,导致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失信行为时有发生。”陈力表示,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随着社会信用建设的深入,社会信用已经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例如对于某些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如地铁逃票行为,纳入个人征信系统比单纯罚款更有效;要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防止有财产的人恶意逃避和对抗执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是有效途径。”

  据陈力介绍,2017年,湖北、上海、河北、浙江四地相继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地方性法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既反映了基层对信用建设立法的迫切需要,也为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提供了参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且创新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几乎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法律层面,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社会信用的基本法,有关信用及其管理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之中,《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哪些信息是信用信息,哪些信息需要保护。而地方在社会信用立法中的一些探索,很多内容涉及到对公民、法人相关权利的限制,由于缺乏必要的上位法律支撑,也有其合法性的争论。”陈力指出,各地地方立法对信用信息界定标准不一致,各地社会信用建设不同步,无法解决“信用信息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等比较突出的问题,“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迫切需要一部法律来进行规制。”

  他建议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法》,相关法律应该包含明确社会信用的概念、明确信用信息的范围、规范市场信用信息的采集行为、明确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制度、明确联动惩奖机制、明确信用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促进信用服务行业的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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